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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時間:2009/10/16
球童,掀起你的蓋頭來
安德魯高爾夫球童網
如果從1984年新中國成立第一家高爾夫球會(中山溫泉高爾夫球會)算起,高爾夫進入中國已有25個年頭。如果從一個行業的成長歷程來看,中國的高爾夫發展正值青春。
  就和很多成長中的青少年一樣,正處於的成長中的中國高爾夫行業有不少青春期的典型特徵:它朝氣、蓬勃、好學、新奇、躍躍欲試、成長速度快、備受關注,同時又青澀、稚嫩、敏感、脆弱、不夠成熟、不夠穩定、缺乏一定的管理體系……
  在這個行業的發展過程中,與高爾夫有關的各色人群,無論管理者、經營者、球員、裁判或者教練,都是其發展過程中最重要的一環,他們共同決定並推動著中國的高爾夫行業將以何種姿態,以什麼樣的規模,朝著什麼樣的方向發展。
  而我們想要給予更多關注的,則恰恰是這群人中最被忽視的一類人,完全屬於從屬者的高爾夫球童。說起來,他們的地位似乎有點卑微,拿著不高的薪水,做著完完全全的服務工作;他們雖然天天身在富人的天堂、風景如畫的高爾夫球場,但與富人們相去甚遠的談資、穿戴、學歷、薪酬、圈子、生活,卻無時不刻不再提醒著他們的服務者身份……儘管這樣,你卻仍可以看到在他們一張紙年輕而又典型的“高爾夫黑”的臉上,隨時隨地綻放著的天真爛漫的笑容。他們中的絕大多數都是真心的熱愛著他們的工作,“工作環境好”、“待遇不低”、“擺脫了寫字樓以及各種行政事務的束縛、無拘無束”、“每天可以和很多不同的客人打交道,認識很多新朋友”……
  儘管他們是不受重視,卻沒人能夠否認他們的重要。別看在歐美等國由於人力資源的相對稀缺,球手下場打球幾乎不帶球童;但在中國,球手已不可避免的產生“球童依賴”。他們習慣于有球童幫他們開球車、拿球包、一路講講球場攻略、選杆、看線、報碼數。除了球手外,球童對於球場更加不可或缺,迎接客人、陪客人打球、維護球場秩序、維護草坪完整、為高爾夫球場甚至整個高爾夫行業注入無限生命活力。
  據有效資料統計,我國目前建成的高爾夫球場有330餘家,在建的有200餘家,截至明年,按18洞150名球童計算,中國的球童數量將達到5―8萬人。儘管這並不是如天之驕子般備受矚目、衣衫光鮮的一群人,但無論從他們的數量或者作用來說,都是不可小覷的一群人,讓我們給予更多的關注於他們,給他們更多的理解和我們的關懷……
  球童身世傳――他們的前世今生
  早在15世紀初,當高爾夫被作為一種“擊石入窩”的休閒小遊戲起源自蘇格蘭牧羊人之間時,很顯然是沒有球童這樣一種角色的。後來,當球童作為高爾夫球場上的服務人員甚至技術幫手,從出現到普而廣之直至不可替代,可以說是高爾夫這項運動本身不斷發展、改善、推廣的自然結果。不僅球童的發展與高爾夫的發展息息相關,從很大程度上說,球童更從側面反應著窺視著這項運動的發展。
  在中國,高爾夫球童是與高爾夫球場以及整個高爾夫行業同時誕生的。他們伴隨著每一家球場的開業,伴隨著每一個下場打球的球員。可以這樣說,在中國,有高爾夫的地方就一定有球童。
  球童起源傳說
  根據聖安德魯斯的記載,“球童”一詞背後有著非常有趣的一段故事:16世紀末蘇格蘭的瑪麗女王非常熱衷於高爾夫,經常往返於蘇格蘭和法國兩地的她,常與當地皇室一起打球,而在法國的皇室裏,貴族們喜歡讓軍隊裏的軍校生“Cadet”來為他們背球包,所以當瑪麗女王1561年返回蘇格蘭的時候,就把這個詞一起帶回了故鄉。也有人說,球童這個詞最早從法語的‘lecadet’演化而來,這個詞的意思是“男孩”或者是家裏最小的孩子,大約在1610年的時候,這個詞開始流傳到英國,之後就被簡化成了球童(Caddie)。
  而Caddie這個詞正式以書面形式記載的卻是一個平常百姓,住在愛丁堡附近的安德魯?迪克森(Andrew Dixon,1655-1729),是一個做高爾夫球的工匠,曾經為瑪麗女王的孫子約克公爵當過球童。有確切紀錄的是1681年,他曾經在林克斯(Leith)球場的一場小比賽裏給約克公爵背過球包,流傳下來的有關他的紀錄裏,第一次出現了“球童”這樣的詞。之後才開始在愛丁堡和蘇格蘭其他大城市裏流傳了起來。
  雖然之後“caddie"這個詞得到了廣泛的認可和應用,但在當時卻並不僅僅指球童。當時蘇格蘭的城鎮裏,包括門童和信差在內的男孩子,都可以被這樣稱呼。根據牛津詞典的記載:從1730年這個詞就已經被用做球童出現過,但直到1857年,“Caddie”才被當作完全意義的為高爾夫球手背球包的人。
  從“觀察球童“到真正球童”
  18世紀的球童往往是從貴族們的傭人中挑選出來的,最早的用意也只是幫他們背球杆和找球。而當時一些富有的貴族除了球童之外還擁有“觀察球童”。望文生義,“觀察球童”就是“站在前面的球童”,指的是那些在選手開球之前就已經站到遠處看球究竟落在哪里的球童,而當時“觀察球童”的流行據說最早是因為野外打球常常遇到羊群和野兔的幹擾,很難找到打出去的球而開始的。據說現在打球的時候,人們提醒前方的人小心看球用“前面(Fore)”,這個詞也是從“觀察球童”簡化而來。
  因為那個時代皮質手工球非常昂貴,加上選手之間賭博非常流行,使球童對球手的作用舉足輕重,一些狡猾的“前面球童”甚至可以憑藉在賭博中幫助球手作弊來獲得不少“賄賂”,而這樣的名球童往往擁有特別的外號,也憑藉他們的狡詐受到球手的青睞。
  然而隨著高爾夫的發展,球童也開始從球手身邊負責背球包的僕人中逐漸脫離出來,發展成為父子相傳的一種職業,於是真正的球童開始出現。他們研究風向、場地條件和草地狀況對球手可能產生的影響,他們很快能夠瞭解你打球的方式而且在球場裏起到引導的作用。球童功能加強的同時,“前面球童”卻逐漸從球童歷史中消亡,除了之後的一些職業賽事上會安排一些志願者擔任“前面球童”的角色,負責注意球的落點之外,一般日常的打球中,“前面球童”就不再出現。
  經過幾百年職業高爾夫的發展,職業球童已經成為了選手們的右手,不但不再是普通僕人,而且成了選手團隊中非常重要的部分。一個專業的有經驗的球童能夠幫助球手建立全局的規劃、每一洞的功略、能夠報出精確的碼數、判斷每一洞的線路、瞭解果嶺的狀態和旗子的位置,甚至還可以為選手提供心理支援、在必要的時候穩定選手的情緒等等。
  對於一個職業選手來說,和球童在一起的時間往往要超過家人,因此彼此的關係也就彌足珍貴,很多選手都和自己的球童建立了長久的合作關係,有些選手甚至在離開自己習慣的球童之後遇到“打球障礙”。而PGA巡迴賽上,大牌明星的球童們也會受到更多尊重,比如伍茲的幸運球童威廉姆斯就一向被認為是如今球童界的第一紅牌,而球童的收入也直接和他們對選手的幫助大小掛鈎,2004年陪維傑?辛格一起走上世界第一位置的球童大衛?任威克,就憑藉當年的努力贏得超過百萬美金的年收入。
     球童的中國之初
  1984年,霍英東先生投資建立中國大陸第一家球會中山溫泉高爾夫俱樂部,此舉被視為中國高爾夫興起和進步的標誌。中國最早的一批職業高爾夫選手就誕生在那裏,而不能忽視的是,在他們成為職業球員之前都或多或少地在球會從事過球童的工作。球童,這個高爾夫球場不可缺少的角色在那個時候的中國就誕生了。
  與中山溫泉高爾夫球會差不多同時起步的深圳高爾夫球會(簡稱深高),也是中國最早培養高爾夫球童的基地。  
  那個時候的球童素質較高,由於要服務日本客人,基本每個人都能用日語和客人交流。但那個時候的球童的收入不高,1985年到1987年,每個球童的固定收入基本上只有200元。1987年以後深高對球童收入進行了改革,基本工資外加出場費每個月能拿到600-700元的收入。那個時候深高沿襲了日本的高爾夫管理方法,基本上不允許收取小費,客人給服務好的球童獎賞就是小賣店的飲料。
  由於看到中山溫泉、深高等第一批中國高爾夫球會發展勢頭不錯,也有越來越多的富人樂於嘗試接觸這項運動,接下來的幾年裏,高爾夫球會如同雨後春筍般在中國各地發展起來。但由於行業發展整體之“新”,幾乎每一家球場成立,都面臨去何處找球童的問題。
  球童人物傳――走訪老、中、新三代球童
  儘管新中國第一家高爾夫球場成立於1984年,但中國最早一批高爾夫球童並非誕生於那裏。據說高爾夫首次傳入中國是在1916年,30年代時日本人在東北也建過高爾夫球場,只是後來很長時間這項運動便無聲無息了,那時候的球童,理應是中國最早一批高爾夫球童,更是中國最早一批接觸高爾夫這項運動的人。
  而現在活躍在中國大陸各大高爾夫球場的,有5年以上球童工齡的,絕對稱的是球場上的主心骨,我們稱他們是有中等資歷的球童(更老的一批多已升遷、轉行、嫁人,淡跡於球場),他們送走一批舊人、又帶起一批新人,可以說是見證著新中國高爾夫球童業的發展。
  新一代的球童,按中國某球會運作部經理的話說,他們正逐漸專業化、學歷化、高素質化,“除了引進更多科班出身、大學畢業生以外,球童在需具備基本的身體素質、高爾夫知識與技能的同時,還須具備良好的心理學知識、洞悉客人心理、並能熟練掌握幾種外語。”在他們的身上,承載著更多中國高爾夫良性發展的重任……
  中國最老球童張成書:
  70年前,1天最多掙4毛錢
  中國最早的高爾夫球童之一張成書如今已年過八旬,早在1935年左右,10歲的張成書找到了自己的第一份工作:在丹東錦江山西側日本人修建的高爾夫球場當球童。
  對於七十多年前的這樣一段高爾夫球童經歷,張成書細細回憶,“當時打高爾夫球和現在不太一樣,主要差別是在球和球洞上……”一切仍放佛歷歷在目。
  球童就是背球袋、撿球、拿球棍
  此前,曾有公開報導說,當年日本人曾在現丹東市錦江山公園的西側,如今丹東市委黨校附近,修建了一個高爾夫球場,如今張成書證實了這一說法。
  “當時確有這麼一個高爾夫球場,我在裏面當過球童,現在我家的附近,都是當時高爾夫球場的地盤。張成書老人說,如今這塊場地已經變成民宅、馬路和小樹林,張成書的家就住在這裏。
  “那是1935年左右,我住在這裏。當時家裏窮,只好出門找點活幹。正好我家附近有個日本人蓋的高爾夫球場,有100多米長,400米寬,修的具體時間記不清了。球場需要球童,我就去了。和我一起去的,還有六七個附近住的小孩。現在我沒有他們一點的消息。”張成書回憶說,“我當時的工作,就是替到這裏打球的日本人背球袋、拿球棍、撿球。平時那裏沒什麼人,一天能掙個兩三毛錢,最多能掙4毛錢。那時的4毛錢能相當於現在的20多塊吧。”
  高爾夫球分木頭和橡膠兩種
  “那時我們幾個小孩就在會所裏呆著,有客人來,看中誰誰就跟著去。和翻譯關係好的,活就能多點”,張成書繼續說,“當時打的高爾夫,和現在我從電視上看的差不多,不過也有區別。現在的高爾夫球洞旁邊都是草,當時不是。雖然在場地上也是草坪覆蓋,但在球洞周圍是3米見方的沙子,沙子中間才是球洞,大小和現在差不多。球的大小和現在差不多,也是白色的。可那時在這兒打球,都用兩種球,木頭球和橡膠球。剛開球的時候,木頭球輕,再用木頭杆開球,能打很遠,等球到洞邊時,換成了橡膠的了,球杆也換成鐵的,一點一點往裏推。”
  張成書說著,給記者比劃起他記憶中的動作,他站在家中地上,雙腳叉開,胳膊晃了幾下,身子也晃了兩下,好像在模仿瞄準。“不過球杆和現在不一樣,白鐵做的,也有木頭的,包裏都裝了7根左右。顏色類似於現在的不銹鋼,頂頭有個木頭疙瘩,手柄處是黑色的。不同的杆子用途不一樣。我也能在場地裏撿到球,至少能賣2毛錢。”頭些年,張成書的家中甚至還有當時的球杆和球,“可家裏折騰了幾次後,都找不到了。”
  張成書說:“洞有八九個,沒有小旗,圍成一個圈,按照順序往裏打。來打球的日本人,幾個人一組,自己都帶著筆,打一下記一下,誰打的杆少誰贏。發球時也有個黑色的底座,橡膠的,頭小底大,插在草裏,放上球,打出去。我在電視上看,也是這樣的。”由於年代久遠,張成書已經記不住自己是哪年離開高爾夫球場的,之後的他到一家私人造紙廠工作。
    目前中國的高爾夫球會,其球童大多還是農村裏來的孩子。很多球場在興建之初徵用土地的同時也一併招聘了村裏的年輕男女。他們的年齡通常在18到25之間,初中、職高或高中文化,女孩子居多,占到球童總數的八成左右。近些年,現在很多球會也會從一些職業培訓學校或專本院校中招聘球童,但他們只占少數,是球童中的“新鮮人”。
  這些原本各不相同的男孩女孩因同樣的工作而走到了一起,他們分散在四面八方不同的球會,生活卻有著諸多相同;他們很多都彼此不相識,命運卻有著諸多牽連,他們共同構成了球童的江湖世界,儘管球客們平常並不投予他們太多注意,但他們仍精彩而熱鬧的演繹著自己的人生,品味著球童江湖裏的心酸與無奈,歡樂與夢想……
  他們的定位――由 “臨時工”到“正式工”
  在2003年以前,球童和球會的關係算是臨時雇傭關係,因為這個行業人數很少,球童群體還沒有被列為一個獨立的就業崗位。各個球會招收球童的方式也很簡單,通常都是核對身份填寫應聘表格,如果被錄用就可以上崗了,勞資關係不明確。
  同時各個球會也沒有統一的崗位標準,每個球會各行其政,可以說是“各村兒都有各村兒的高招”。球童大部分來自農村,維權意識不是那麼強,基本上就是“給錢就幹活,辭職就走人”的狀態。
  直到2007年7、8月份,廣東蓮花山高爾夫球會的球童找到當地信訪局上訪,要求解決公司早先未繳納的球童社保問題。隨後番禺社會保障局將球童和蓮花山球會負責人召集在一起進行調解,最後裁定蓮花山球會補繳之前的球童社保共幾十萬元,涉及球童達70-80人。
  這是中國高爾夫行業第一次球童“狀告”球會並成功獲得補償的案例,蓮花山球會及時進行補繳並在2007年年底將社保繳清。一石激起千層浪,“球童告球會”一時間在業內引起了巨大的反響和討論。
  其實蓮花山早在2007年初就開始為現有球童繳納社保,補繳的部分實際上屬於2003年之前老球童的部分,按照從業時間將每個球童的社保向前補繳了3-5年,而3-5年前的政策對於這一塊還不是很明確。
  儘管“球童索取社保事件”球會以及時補繳的方式妥善解決,但還是引起業內對於球童定位和福利待遇的巨大爭論。球童行業已經不再是上世紀90年代前球會崗位中的臨時工,他們也不再是羞羞答答難以啟齒的邊緣人,數萬從業人員讓球童崗位徹底變成了一個需要面對的行業,他們的待遇問題在新勞動法頒佈之後得到更多的保障,現在的他們終於也好球場其他工作人員一樣成為受保護、有保障的“正式工”。
  他們的收入――小費縮水收入下降
  球童的收入一般由出場費、底薪、小費三項構成,不同地區構成也不同,很多球會是其中兩項的任意組合。在允許接受小費的球場,小費則在他們的收入中佔據著絕對大的比重,而中國大陸的大部分地區是允許球童收取小費的。
  在上世紀90年代中期,高爾夫球童崗位在中國南方的珠三角被神話了,曾被人稱為月薪上萬、捧著金飯碗的新貴行業。那時候隨著高爾夫在國內的蓬勃發展,口袋鼓起來的大陸商人逐漸加入了高爾夫的消費人群,“好面子、出手闊綽”的客人無形中推高了球童的身價。每個客人動輒幾百元的小費讓“金牌球童收入過萬”成了報紙上的新聞。事實上,即便是拿不到上萬,做得好的球童基本上也能達到6,000-7,000元的收入,著名球會的球童職位成了金飯碗,人們人為地對這個行業進行了畸形的追捧,無數的農村孩子想擠進這個門檻,成為令人羡慕的高薪人士。
  轉眼十幾年過去,球場越來越多,高爾夫運動也越來越普及,當更多的年輕人和中產階級加入這項在中國原來只有富人才能玩得起的遊戲時,高爾夫運動正在從曲高和寡的“貴族運動”,逐漸走進大眾生活,回歸其體育運動的本源。
  人們對於高爾夫消費的逐漸趨於理性,從而改變了原來動輒拋出幾百元球童小費的狀況。目前的國內球童小費基本是50元―100元,一個球童的平均月收入大約在2,000-3,000元左右,相當於普通工薪階層的收入。
  球童收入的回歸正常也使球童這個行業逐漸得到正解:其本身既非有些人吹噓的新貴職業,也不像人們認為的那樣低三下四,事實上,球童就是一個技術性較強的高爾夫球場服務工作。
  他們的內心――不怕累,怕的是不受尊重
  球童工作既是體力活,也是腦力活,其中的辛苦和勞累如果沒有親身體會過,外人真的很難想像。不管場上是颳風下雨還是烈日當空,客人沒喊停球童就得跟著,而且還得背上沉重的球包。一場球四五個小時下來,沒有一點服務意識是堅持不住的。可是對於大多數球童來說,最令人難以忍受的不是身體上的遭罪,而是心理上的委屈。
  由於球童屬於服務行業,因此在入職培訓時,球會都向員工強調,必須樹立服務意識。如果不是特別過分的客人,球童們一般都只能打掉了牙往肚裏咽。“大不了就回休息室,向姐妹們訴苦啊”。“老資格”的球童鳳燕有自己調節的一套。不過,說到難伺候的客人,她坦言:“最怕那些財大氣粗的客人。難伺候又挑剔,也不太注意高爾夫運動的禮儀。”
  當然,球童與球友之間絕非只有矛盾。“有些客人脾氣修養比較好,也會打,這樣配合起來大家都愉快,客人打出好球的時候我們都很開心。”鳳燕一轉剛才沉重的話題,一臉笑意地跟我們分享著作為球童的快樂。做球童的時間長了,經驗也隨之增長,鳳燕說:“對不同的客戶類型要懂得變通不同的服務方式。比輸贏有比輸贏的跟法,玩球有玩球的跟法,只要懂得變通就容易多了。”在眾多類型的客人當中,球技不錯的客人是球童比較喜歡的群體,用鳳燕的話說:“會打的客人更容易服務。他們總是很配合,而且球技有一定水準,禮儀方面也比較注意。跟這種客人的時候我們受到了尊重,往往還能得到不少的小費”。
  在如何服務客人的問題上,幾乎所有球童都提到一個詞――尊重。“很少有媒體的聲音來關注我們,是該為我們說說話了。我真的很希望,打高爾夫的客人們都能非常紳士、禮貌地對待每一位球童。其實只有能得到客人的尊重和肯定,再苦再累也都算值了。”
  他們的明天――球童不是最終夢想
  2008年由於新勞動法頒佈之後勞動力成本的增加,並且球場需要交納土地稅等原因,高爾夫球會的成本大大增加,不排除在未來的一段時間中出現球童代理公司或者球童經紀公司,客人也可以自主預約球童服務。
  2009年天津楊柳青高爾夫球會宣佈從開始取消球童服務,為客人提供價格低廉的自助打球方式,成為中國第一個推出無球童服務的高爾夫球俱樂部。
  伴隨著中國高爾夫初期的不斷變化發展,球童的明天也充滿著變數。除了大環境的影響之外,球童工作辛苦、對年齡有一定制約、女球童面臨結婚生子等問題,都影響著球童的職業壽命。這些內部外部的因素共同決定了在中國目前球童並不是一個能幹一輩子的職業。因此球童們往往在工作的同時,儲備經驗和資本,為自己的明天做打算。
   後記:
  這世上從事服務行業的工種有很多,球童只是千萬中的一種。
   如果當所有的球童都換上如空姐般好看的制服或如高球寶貝般充滿活力的運動裝束,說話彬彬有禮,舉手投足優雅而職業,對每一位客人都報以禮貌的微笑,通曉各種高球禮儀和技能,熟練幾種外語口語……是否能夠更加彰顯高爾夫運動的檔次和品質?為打球者帶來更多的興致和更高貴的服務感受?
  其實除了對於球場和客人,受益最大的或許正是球童本身。他們會越來越受到尊重,這個行業也會吸引更多的優秀人才,為這支隊伍注入更多的新鮮血液和生命活力。而真到了那個時候,相信中國的高爾夫行業也將擁有質的提升,具有中國特色的高爾夫產業也將慢慢成型。
  如果按照一種事物的生命週期而言,中國高爾夫二十幾年的發展歷程不過才剛剛起步。正處於青春期的高爾夫行業和高爾夫球童一樣,擁有很多的變數和不穩定性,同時亦擁有著廣闊的發展前景和空間。
  我們熱切希望能有更多的人們投以這個行業和行業裏的人更多的關注和幫助,讓這個正處於青春期的孩子能朝著正確和健康的方向,走得更遠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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