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南方都市報 記者：顧晨白
上周在北京舉行的2011中國房山·長陽業餘高爾夫球冠軍賽雲集了國內外諸多業餘高手，在64人的中國內地軍團中，張維維、王馨迎、李源與眾不同———他們的球帽或球衣上繡著國旗，他們是今年誕生的職業業餘“混編”的高爾夫球國家隊隊員。
為了陪同各自的女兒———殷子珺和肖佳藝參賽，深圳的殷先生和廣州的肖先生都花了“八九千”，除了機票和1000元報名費，還有幾天的食宿費。而國家隊隊員的待遇有點不同，張維維和王馨迎的新西蘭籍主帶教練黃飛告訴南都記者，國家隊為她們支付了交通費和報名費，而且食宿由賽事組委會全包。
然而，國家隊的特殊待遇似乎並沒有招來“羡慕嫉妒恨”。對於習慣了溫床般的家庭模式培養的青少年選手來說，國家隊的免費午餐其實充滿了甜酸苦辣。
日常訓練是軍事化管理
雖然舉國體制下的運動隊軍事化管理模式歷史悠久，但對於長期以“個體戶”形式自生自滅的高爾夫球運動員來說，卻是個新鮮事。
據黃飛介紹，這支國家隊是全日制，不同於以前的集訓隊，加上目標是2016年奧運會，所以訓練模式和其他運動專案的國家隊很相似，“用小球中心領導的話來說，就是要發揮舉國體制的優勢。這種模式在亞運會時已經試行了一段時間，現在就是延續，一直要延續到2016年奧運會，”黃飛說，“國家隊目前沒有主教練，實行的是教練組長協調下的主帶教練制，每個教練都是獨立的。男女隊各4名教練，一名教練帶3名隊員。今年是建隊年，重點是教練的到位和隊員的選拔。因為隊員的預定編制是男女各12人，所以挑選新隊員的工作還在繼續。”
黃飛承認，國家隊的管理“非常軍事化”，“一周訓練6天，早晨6點或6點半開始早操，夏訓或冬訓的時候比較偏重體能訓練，8點是早餐時間，8點半開始一天的正式訓練，午餐後有一小時的休息，接著是下午的訓練，到4點半或5點結束，然後開始體能訓練。晚餐後一般會有訓練總結會，有時候也會安排理論課，9點半隊員必須上交電腦、手機等，10點準時熄燈睡覺。”
和家庭模式明顯不同的是，國家隊隊員的下場打球絕對有保障。“隊員平均一周有三個9洞和一個18洞的下場機會。在安排了18洞的日子，早訓就暫停，早餐時間也提前。”黃飛說，訓練強度是有彈性的，主帶教練會根據自己隊員的情況作相應調整。
訓練結束後也沒有自由
全天的訓練結束後，如果沒有總結會和理論課，隊員是否就完全自由了呢？黃飛的回答是否定的。“晚飯後隊員也不能自由行動，而且9點後不可以外出。我們有嚴格規定，隊員外出必須由教練帶領，或者是三個隊員一起，其中一個必須是比較年長的。除了要請假，還要保證什麼時候歸隊，最晚9點鐘必須回來。一般8點半還沒有回來，教練就要打電話催促隊員了。到目前為止，也基本上沒人違反紀律，只有一次，有隊員遲了10幾分鐘歸隊。”
即使是午休時間，隊員也受到約束，“我們要求中午儘量休息，也適當通融允許他們使用一下電腦或手機。確實，隊員的娛樂時間很少，他們真正自由的只有周日。”
雖然國家隊以少男少女居多，但黃飛並不擔心隊員談戀愛的問題。“隊裡沒有明文規定不准談戀愛，但會建議和勸導。實際上，我們的隊員是有年齡斷層的，大的20歲出頭，已經能正確對待這個問題，小的15歲以下，最危險的十七八歲年齡段的只有王欣一個，所以基本上沒有這方面的問題。”
模式轉變，也有隊員不適應
在這批隊員中，絕大多數在進隊之前都由父母陪同訓練和參賽。黃飛不否認，有些隊員還不太適應，特別是沒有時間觀念，“有些隊員以前自由慣了，但隊裡對一些定點時間是非常嚴格的，遲到一分鐘都要懲罰，比如罰隊員多跑一圈兩圈，有時候是整個小組甚至全隊陪著受罰。讓遲到者意識到，不能因為自己的疏忽連累集體。”
“最難適應的地方？當然是體能訓練啊，每天都要跑半小時或40分鐘，我本來體能就差，實在太累了。有一次我睡過頭，早操遲到了，罰的也是跑步。不過，練了兩個月，體能提高了很多。”提到在國家隊的日子，張維維有點“委屈”。黃飛本來不希望記者接觸隊員，因為“她們也說不出什麼來”，而且“國家隊不允許隊員和教練頻繁接觸媒體，擔心會有負面影響”。
對於上交電腦和手機，張維維透露得更詳細：“其實每天最多只能玩一個半小時，因為晚上9點交上去後，要到第二天晚上7點半才還給我們。熄燈前的一小時，我只能洗洗衣服或看看電視，即使睡不著也什麼都幹不了。”小姑娘的語氣中帶著一絲抱怨，她坦言，自己挺喜歡玩微博和遊戲的。
雲南小球手吉融的父親告訴記者，今年5月份，吉融曾去國家隊試訓過一個月，“軍事化管理對比較散漫的孩子是非常有效的，不過吉融很能吃苦，也很少玩電腦遊戲之類的東西。只是有一次，因為服務員沒有叫早，她和王馨迎都睡過頭了，早操遲到了10幾分鐘，結果寫了檢討書。”
黃飛說，國家隊雖然沒有政治思想課，但小球中心會安排全隊去觀摩乒乓球隊、跆拳道隊等冠軍隊的訓練，“他們以前都是散兵游勇，一來隊裡就覺得太嚴，我們就讓他們去感受一下，其他運動隊更嚴，其實高爾夫球隊是處於中間。現在，中心領導還考慮讓隊員去參加軍訓。”
據介紹，國家隊有固定的訓練基地，夏訓和冬訓分別在山東南山和珠海金灣，平時則跟著比賽走。“高爾夫的特點決定了它不可能像別的運動隊一樣基本固定在一個地方。在訓練基地，我們會有自己的菜譜，保證隊員的營養，出去參賽就只能有什麼吃什麼了，”黃飛說，“我們要求隊員房間整潔，個人物品不能扔得到處都是，教練也會隨時檢查。雖然不反對隊員帶一些公仔之類的個人物品，但是行李不能超重，如果超重了就得自己掏錢。”
黃飛覺得，高爾夫球國家隊並不專制，“始終是舉國體制下的隊伍嘛。”
個人參賽有時也會通融
按規則，所有國家隊中的業餘球手都有資格參加本次業餘冠軍賽，馮思敏和石昱婷都因傷缺席，而閻菁是去臺灣參加LPG A的賽事了。黃飛解釋，國家隊對於某些個人的參賽請求也會適當通融。
“國家隊的參賽計劃性非常強，選擇什麼賽事由主帶教練和隊員協調，要提前報計畫。隊員想參加國家隊計畫外的賽事，只要我們認為是比較特別的、對隊員有説明的賽事，我們都會放行，暫時也沒有出現個人參賽和國家隊參賽相衝突的現象。”
“對隊員的成績，我們是有要求的，將來還準備實行末位淘汰制，但要等後備隊員制度完善以後才能實行。”
雖然末位淘汰制尚未實行，但隊員已經感受到了以前家庭培養所沒有的壓力，張維維就是其中之一，“以前參賽可以隨意一些，現在要想著完成教練佈置的任務，有時會感到有壓力。”
費用並不是“全包”
記者瞭解到，雖然國家隊承擔了昂貴的訓練參賽費用，但其實並不是“全包”。
“小費要我們自己出。”張維維說。據悉，每逢大賽，賽事組委會製作的碼數本也要隊員自己購買，一般100元一本。
黃飛解釋，國家隊不是不想出這個錢，而是沒法出，是制度的問題，“比如碼數本，這個東西沒有發票，沒法由隊裡出錢。隊員也有抱怨，每次都要自己掏小費，那不是和以前當個體戶的時候一樣嘛。我也覺得這是不合理的，國家隊那麼多錢都出了，為什麼這幾百元就不能出呢，制度可以變通一下。”
“當然，因特殊情況產生的費用就不用隊員負擔。比如上次國家隊在北京參賽，那個球場的練習場打不了，我們只能去別的練習場訓練，這個錢就是國家隊出。很多私人球會並不會因為你是國家隊而給你免費，一般只是優惠。總的來說，高爾夫國家隊雖然花錢挺多，但絕對不是國字型大小中消費最貴的隊伍，足球隊光請個洋教練都幾百萬呢！”
文化學習最令家長糾結
國家隊的封閉訓練和隊員的文化課學習如何協調？黃飛說，基本上由隊員提要求，再根據國家隊的訓練安排協調時間，“一有空當就讓隊員回去補課，但是冬訓夏訓就要求隊員全程跟隊。中心領導也在考慮，是不是以後安排老師隨隊給隊員補課。”
文化課也是家長們普遍看重的問題，張維維才去國家隊兩個月，父母就已經在憂慮了，由於跟著國家隊快節奏的訓練和比賽，張維維的學業已經耽誤了不少。“學習肯定受到影響了，我已經很久沒有上課了，沒有時間回去，就算回去了也沒有精力去上課啊。”張維維說，她的學校在海口。
對於這個問題，殷子珺的父親毫不掩飾他的顧慮：“我也很困惑，現在高爾夫低齡化很嚴重，很小的孩子就放下學習去打球。如果我女兒有機會進國家隊，我還要看看國家隊對隊員的文化學習是怎麼解決的，特別是英語，我很看重這一點。”殷先生坦言：“我的孩子今年才14歲，文化學習很重要，萬一打不出來呢？”吉融的父親也有同樣的擔心：“吉融的學習成績特別好，她才14歲，應該在學校裡接受教育，所以我們也很糾結，魚和熊掌不可兼得，雖然國家隊的訓練會提高她的球技，但是文化學習方面就不好說了。”
利弊仍存在爭議
在黃飛看來，由於高爾夫的特殊性，國家隊還是有不可替代的優勢的。但他相信，在很長一段時間內，國內青少年球手的培養仍將以很有局限性的家庭模式為主。
“團隊訓練的效率和氛圍是家庭訓練欠缺的。雖然有的家長也在請技術教練、體能教練等，試圖向團隊訓練靠攏，但始終不如團隊那麼科學和專業。有些比較叛逆的孩子，教練教可以學得很好，但是家長教就是不行。另外，在防止傷病方面，國家隊也有優勢，家長不是不管，而是心有餘而力不足。”
殷子珺的父親有不同的看法，“集中訓練是有好處，也可以出一時的成績，但解決不了根本問題，”殷先生說，“軍事化的作息對孩子是挺好的，但我也擔心，16歲以下的孩子正在長身體，如果訓練強度太大，對孩子的身體發育會帶來影響，現在很多小選手已經有不少傷病了。我不知道國家隊對訓練後的恢復做得怎樣，一旦孩子受傷，等她到了出成績的年齡卻不能打了，那就太可惜了。到了那一天，文化課耽誤了，球也打不成。”
一位小球員的家長表示：“可能有些孩子很適合，但有些不適合的可能成績還會倒退，要看個人的情況。如果我兒子有機會進國家隊，我希望等他到十三四歲、自律能力比較強的時候才去，因為孩子太小的時候，心理等各方面還是家長指導會好一點。”
小球中心主任張小甯承認，訓練和學習確實難以兼顧，“這是體製造成的問題，是個比較大的矛盾，我們也逐步在想辦法，現在已經和南山基地達成一致，他們那裡也有中學和大學，可以讓我們的隊員插進去上學，另外我們和深圳大學也有合作。”
